世界读书日 遇见李屏锦
做人不容易，学会做人不容易，只要不接受坏人教唆，走正道，善于学习，就接近了容易。而学习做人，最便捷的途径是读书。诗书非药能医俗。读书吧，书能祛邪除恶，能改变你的人生，滋润你的心灵，改善你的形象，重塑你的气质，使你超凡脱俗。一个人人读书的社会，必将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这段话摘自李屏锦《松柏堂文编上卷·陈年旧事》（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之“入城”一文，此文原发于2008年第2期《散文百家》，文不算长，但内容丰厚，内涵深远，可谓意味深长。特别是在国家提倡“全民阅读”的今天，此文所阐释的读书学习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价值、作用显得格外凸显，尤为突出。有记者曾采访我，问：一个文明城市的指标标准是什么？我说，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看这个城市的人平时都到哪儿去！试想一下，在工作之余闲暇时间，人们都到图书馆去读书，社会将会多么平静、文雅。相反，如果人们都去网吧打游戏，时时沉迷于喧泄争斗之中，生活将会变得一团糟，哪里还有文明可言！由此，我想起了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书写的一幅对联：“笔墨精良人生乐事，气质变化学问深时”。多么好的内涵，多么美的书法，学校曾制成精美的艺术品悬挂，让人欣赏，给人启迪。可惜时间不长，就不知被谁像丢弃废品一样扔到哪里去了，……个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此类行为更是不可理喻的。世间究竟能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文化文明的深刻含义和深远意义呢？文明校园、文化建设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李屏锦先生是邢台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副书记李爽同志的舅舅，1938年2月生，河北广宗县人。一次，在学院的操场上，李爽找到我说，他的舅舅准备把家里的藏书捐献给家乡。先是想捐给广宗县，又怕县里条件差，不能将他这一生的珍爱的珍贵书籍文献妥善保存。现在想赠给邢台学院。
这对我们图书馆则是天大的好事，虽然这些年来，社会上不断有爱心人士给我们赠书，（如今我们颁发的收藏证书编号已排到87号）但像李先生这样规模的赠书还是第一次。而且其赠书质量，无论是其版本，还是其内容都应是第一流的。因为这些书不是普通藏书家的藏书，而是出自一个“爱书如命”，一生都爱读书、写书、编书、藏书的文化大家之手。我想其意义和价值不是一寻常的善举善行能够同日而语的。为此，学院党委书记李相佑教授亲自安排、协调学院的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赠书的接收、收藏、学习、传播和推广工作，并责成我请示我馆的主管院长朱金亮教授全面落实该项事宜。
捐赠仪式简洁简朴，李相佑书记代表学校全程主持并作重要讲话，表示学院上下对李老的善举高度重视，为李老的善行非常感动，对李老的无私奉献真诚感谢，感恩李老对家乡人民的厚爱，感恩李老对邢台学院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学院要下大力把李老捐赠的书籍收藏好传下去，特别是要把李老的爱心和精神传承下去，传播出去。李老年迈耳背，特意安排他的女婿范卫星（石家庄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专程赶来接待我们。范卫星表示，把书捐给邢台学院是我父亲的心愿，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决定，真的是无私的，以后也决不会有财产纠纷的事，请学院师生放心好了。邢台学院这么多的领导、师生专程来这里，说明了学院的诚意，也满足了父亲美好的心愿，代表父亲全家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介绍说，这些捐赠书籍都是李老精心挑选的，也是他一生所钟爱的，凝结他的的全部心血，特别是他亲手著作、编辑的书籍，其中的艰辛，我们这些写书的人都是深有体会的。这些书能在邢台学院图书馆典藏，也是一个好的归宿。他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世界读书日就要到了，我正在主持省里的一个读书节目，又正好见证了我父亲的图书捐赠活动，很高兴，愿这些书籍的书香弥散于邢台学院的校园。”
写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更多地了解李屏锦老师。上网百度一下，“百度百科”里有这样的介绍文字：“李屏锦，河北广宗人。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河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花山文艺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中篇小说拔萃》主编，编审。中国老舍研究会理事，全国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文学学会理事、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曹雪芹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为《文艺报》通讯员、《中国文化报》特约记者。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家网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且文字更加简略。我咨询邢台的作家、编辑、教授们，也是知之甚少。我以前更是一无所知，这大概与李老的低调做人默默处世有关，当然也由我的孤陋寡闻所致。这些天，一下子获得有关李老的海量信息，我试着简要梳理一下，看看他是怎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吧！
李老的祖籍在广宗洗马村，与殷商纣王时的离官沙丘平台相邻。沙丘平台因“酒池肉林”的故事而闻名，祖乙至南庚等五帝在此建都，赵武灵王时，再次成为行都。秦始皇五次东巡，三次驻跸沙丘行官，最后驾崩于此。故沙丘平台，秦汉以来，为一方名胜。昔日的广宗，属黄河、漳河冲积平原，有百里林带纵贯，处处是蜿蜒起伏的沙丘和古河道决口形成的洼地水池，形似天然的大公园，百年以上的各种老树随处可见。洗马村周围全被森林覆盖，遮天蔽日。森林呈立体状， 有乔木，有果树，也有灌木和多年生禾本科植物，它们能固沙保墒，滋润土地。春天，桃花开时，红霞满天，梨花开时，雪白一片，空气中充盈着浓郁的芳香。村西头的漳河里不乏鱼虾河蚌，流水不足一米深，缓缓流过沙滩，清澈见底，甘甜可口。乡民的生活虽不富足，但绝无饥寒之虞。
曾几何时，人们相信“人定胜天”，决意改造自然，结果树林消失了，河流干涸了，昔日的皇家园林，变成今日的国家级贫困县。
李老有一方自治闲章，称“晋人之后”，意思是说：祖上是山西移民。那时的大移民起于明初的靖难之变。其先祖也属没文化的穷人，在永乐二年（1404）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经过几代人数百年的休养生息，到了第九代（清康熙初叶）才有了出头之日，出了五个秀才，一个进士。又过百年，其李氏家族出现了第二次文化教育的高潮——“父子爷们三拔贡”为代表。即李献（字子修）在嘉庆癸酉（1813）成为拔贡，开李氏家族从事教育、中医之先河。其子李汝琪（字丰玉）为道光丁酉（1837）拔贡，其孙李萌柏（字栖鹤）为同治癸酉（1873）拔贡。据传，当年顺德知府夫人染病，遍求名医久治不愈，最后找到李献，待切脉处方后，告诉对方吃完这剂药，不用再来了，果然，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知府感恩，送上题写“艺苑雄飞”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临街的大门上，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在。
李氏家族历来有读书的传统，其祖宅门上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便是见证。连没上过洋学堂，自叹怀才不遇的李老的三叔也常常写诗抒情，如“自幼聪明志气高，可叹一世未入学，倘若读书三五载，焉服昔日老梁灏。”新中国建立后，政权初创，百废待兴，国家困难一大堆，却大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五十年代，李老五服内的弟兄即有六人在北京、大连等地高校就读。这是李氏家族第三个文化教育高峰。
李老就是在这样“忍饥受寒也要读书”的家教中生活成长起来的。他五岁入塾，是在经历了一场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之后。他第一读物便是“书中有黄金，为何不用心，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他习字临摹的帖，是他伯父（一位名闻遐迩的儒医）手书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等，连他学习的历代诗词、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四书之类也是由其伯父用娟秀端庄的楷书抄就。私塾的目标，似乎主要是识字，但温柔敦厚的诗教对孩童时李老好像影响更大。如对李老产生终生难以磨灭影响的，竟是课本里的两首诗：“精明不要过苛刻，忠厚不要被人欺，果断不要遗后悔，审慎不要失时机。”“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菜哥儿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是啊！这可都是意味深长的哲理诗，其中的人生智慧需要慢慢细品才能晓得。
李老（屏锦）六岁正式入学，读完了初小升高小，再读中学，一路走来，遇到各种各样的老师，学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历经艰难困苦的生活，尊师重道则是始终如一的社会风气。李老（屏锦）说，那时县里只有一个书记，一个县长，有限的几个科，数得来的不多干部。教育科一个科长一个助理，他们经常步行到学校看看，没有夹道迎送，没有前呼后拥。与生俱来的质朴与厚道，自然而然的对百姓产生极大的亲和力，他们所说所做的一切，是那样地不容置疑，这就是信用。教习字课的是史老师，史老师名鸿勉，字岫海，本地人，当时正值盛年，风度潇洒，也很有几分文人的倨傲，是位真正的书法家，真草隶篆无所不能。他上课时先用粉笔在黑板上打上九个方格，横平竖直，从不用尺，然后在格内填上柳体字，那字与《玄秘塔》毫无二致。教物理的鞠海峰老师，敦厚和善，温文尔雅，大高个，一派绅士风度，毕业考试时，李屏锦只在物理试卷上写了一首诗：“授受三载情谊深，不弃愚顽启混沌，离去何须泪沾臆，桃李争荣慰程门。”鞠老师看完卷，便毫不迟疑地在卷子右上角写了个“3”，然后悄悄将卷子放入抽屉，以防有人检查。在李老心目中，还有教化学的韩轶南，教数学的张子宾、田文海，教语文的马光亚、刘增林，教历史的阎郁周、周春雨，教《达尔文主义基础》的张宗栻，以及教导主任田晴、张慰农、李培南老师等等，都是大写的人。他看中的不仅指学养，更是指人品。这大抵与其自幼所受的温柔敦厚，与人为善，扶危济贫，士可杀不可辱的家教有关吧！
考取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从乡下到了京城，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单说吃饭，可以说是天天过年，其实，比农村过年还要好得多。学习环境和条件，远非昔日能比。但这并非屏锦的初衷，那时，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而精神生活并不轻松。一入学就遇上的辩论右派；来年的大战麻雀；接着的拔白旗，向党交心；还有全民动员的修十三陵水库；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学校生活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学校宿舍楼淋浴全停了，伙食也不如前了，似是厨房在偷工减料，厨师也没那热心了。反右后仅存的那一点斯文儒雅师道尊严，也荡然无存。
一九六一年九月，刚过二十的屏锦，参加毕业生大会之后，被分配到祖籍地邢台。来邢台的各地毕业生共有一百多人，全部住地区招待处的大通铺，吃的是指头粗细的红薯鞭鞭，喝的是陈小米粥，没几个米粒，许多单位都在下马解散，能找到一个肯接收人的地方就不错了。没几天，这些人全被打发光了，只留下屏锦一人。几经周折坚持两月，最后，竟被一位系领导接回北京了。一个已经分配下去应届毕业生居然能在分配期间重返北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在三年级下学期，班内组织同学搞科研，屏锦领导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梁斌著），并由屏锦执笔，写出长篇评论文章《崇高的农民英雄形象——论<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有关领导向《光明日报》推荐，时间不久，即196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竟未做任何修改，全文发表了。众所周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文坛领袖周扬同志垂青《红旗谱》，他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掌门人，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一言九鼎，人所共仰。他看过文章，在1961年2月北京市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中，称赞文章写得好，有水平。当时，学院的党委书记周学鳌在场并被问话。1961年毕业分配时，周书记问起文章作者的情况，当他得知分到邢台时，便指示马上把人调回来。这对屏锦来说，可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特别是能做高校教师，那可是令人神往的职业！他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是啊！当时正是所谓的自然灾害时期，乡下农村一片萧条，人们人人面有菜色，没精打采，有气无力。而在北京高校当助教，或自学或进修，能经常到国子监内的首都图书馆去看书，馆内还有专门为研究生设立的参考阅览室，环境很好，服务周到，想念的书应有尽有。当助教课不多，即使上课，也是一年上半年课，每周一两天，很舒服的。这在李老（屏锦）眼里简直就是天堂啊！另外，作为文化人，在北京最令人着迷的，还不是参观故宫、博物馆，也不是游览北海、颐和园，而是观看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出。诸如《雷雨》、《日出》、《蔡文姬》、《茶馆》、《武则天》、《关汉卿》、《胆剑篇》、《悭吝人》、《伊索》、《带枪的人》等都看过，那些演员大多是一代艺术家，他们的表演出神入化，动人心魄，令人如痴如醉，三生难忘。
那几年没有政治活动，强调劳逸结合。这样的生活太难得了，然而，到了1964年4月，刚刚吃饱了饭，又开始折腾了。四清开始了，“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这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李老（屏锦）也毫无例外的加入工作队，先后辗转于北京海淀区、通县、密云等地。到四清末尾1966年6月，四清工作队落荒而逃。回到学校，文革狂潮，一浪高过一浪，不胜其热闹。大字报，大会发言，均以声讨李老（屏锦）为时髦。什么修正主义，什么周扬大红人，什么大叛徒周学鳌大红人不绝于耳,……那阵势确实让人紧张了一阵子。对此，李老（屏锦）有深刻的感慨:“长期以来，本来就是人人在运动中整人，人人在运动中挨整。我想，我们整人两年多，现在也该到我们挨整了，这叫一报还一报，不然不公平。经过四清工作的历练，对付文革乱局，游刃有余，我很快就镇定下来。”
随后是“革命大串连”，红卫兵掌权，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落户宣化，工农兵学员入学等等，如此的动乱不堪，使李老（屏锦）对学校教育和他的文学专业产生厌倦和烦心。由此，李老（屏锦）开始自学中医，特别是切脉诊断，有其独创之处，许多疑难病症的患者，都在 李老的医治下药到病除，恢复健康。李老的医术如此神奇，为什么没有行医呢！他觉得医生不能选择病人，三教九流的人，没时没晌地找看病，实在受不了。尤其当时，医生挨完病人的批斗，还得给他们看病，这种任人役使、辱没人格的事绝对不接受。他说对当老师情有独钟，喜欢接触学生，也善于教书！但教师不能选择学生，所以他决心离开学校，最终选择了做编辑。他认为做编辑比较自由，可以选择作者，你再有权势，名声再高，再有本事，闹事折腾人，我看不上，可以不选择你当作者，不编你的书，如此而已。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一项明智的遂心如意的选择，从此，李老一生心事为书忙。读书，编书，写书，一以贯之，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李老的人生经历坎坷曲折，感人至深。而更能感动我的则是他的文字中的生活智慧，文章中的人生哲理。
在《哀兰谷——关于公的随想录》一文中，他写到：公兰谷同志生前是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河北省语言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他长期艰辛治学执教，为民族培养出的傲霜之菊迎雪之梅遍于燕赵和海内。李老哀思他可怜而又可悲的一生。说：“公是老实厚道的。用世人的眼光来看，他不能算是机灵，甚至说得上有点愚蠢。农民式的质朴和率真，使他有别于其他许多老知识分子。他较少有旧知识分子的虚荣，孱弱，心口不一，故作高深等，这是他屡吃苦头的根由，也是他得人心的所在。”
在《难忘卢院长》中说：“卢院长，讳金堂，河北荣城人，大革命初期的老干部。解放后在北京，他先则创办河北师范专科学校，任校长；继则创办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任院长。他对下属学子，宽厚仁慈，关爱有加，不似高官，更像长者。”“四清中，人事处副处长李超然的爱人张祖良，被揭露出历史上曾当过会道门壇主，上纲上线应定为历史反革命。院党委常委七人讨论定案，结果是三比三，最后轮到卢院长，他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有人追问他：‘现在三人同意，三人反对，你到底同意谁？’他始终没有明确表态。最后无果而终，客观上避免了一起冤假错案。会后他私下对人说：‘把张祖良打成反革命，叫李超然带着孩子怎么过呀？’其实，事情的是非曲直，他早已了然于心，只是不便明说而已。犹如大炼钢铁，纯属劳民伤财，你称赞它，有背事实与良心；你批评它，立即招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大帽子，把你打入彭德怀一党，罢官撤职，党委副书记王正之就是如此。前车之覆，不可不鉴。然而，他所秉持的理由，却是再朴素不过了，简直使一切通人性、有良知的人，无可置喙。请问，谁不过日子？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于‘地富反坏右’，人们避之难恐不远，而他却以大慈大爱之心，仗义执言，以柔克刚，甘冒一切风险，顶住压力，使他的下属大树底下好乘凉。他既保护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这是何等胸怀，何等人格！”
在《想起了周公》中这样写道：“在我的心目中，周公（周学鳌）是我所见少有的有风度，讲究个人形象，有大家风范的领导干部。”“周公是在学校反右高潮中就任大学党委书记的。遥想周公当年，何等雄姿英发，何等豪迈气概，真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他居然把京华的一所省属院校办得有声有色，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跻身于首都十大红旗院校之列。”“纵观与周公共处的20年，可以看出，当他得势时，趋炎附势，吹拍逢迎者多，真心帮衬、排难解纷者少；在他遭殃时，朝秦暮楚、落井下石者多，仗义执言、施以援手者少，包括他的一些继任者和下属。除去社会风气的浮躁、浅薄、卑微外，与校风也大有关系。这所学校具有农民式的朴实、刻苦、勤俭，同时有小农的短视、利己，爱起哄、喜折腾，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容性差，排斥异端，凡属没见过看不惯的，都要群起而击之，因而未免是非高下尊卑贤愚倒置，闹出笑话，文革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就必然叫他多吃了些苦头。”李老的这段议论真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掷地有声，痛快淋漓。痛心之余，是提醒善良的人们要时刻警觉，时刻吸取这血泪般的教训。当然，我从中也深深理解了老子的“和其光，同其尘”的含义。这不，李老在那乱争乱斗的岁月里，就采取了几个明智见效的方法：一是练“静功”。开批斗大会时就坐在马扎上，两分钟便可以入静，做到旁若无人，任凭他哇啦嚎叫些什么。二是争着去劳动。种稻送粪，尽管脏累，但干多干少，怎么干，都是自己说了算，比开会自在多了。再就是猫斗狗。运动高潮，你就是骂个狗血喷头，我也硬着头皮忍住，绝对不上当，不应声；等落实政策了再回应。但要把握好度，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使过了劲。李老平生是个厌于斗争、鄙薄斗争的人，但决不怯于斗争，他一向主张，人，应该与鹰斗，与虎斗，那才不失英雄本色。倘若与臭虫斗、与苍蝇斗，即便你赢了，算什么好汉？
在《起想丁玲》一文中说，他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60年夏天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近二十年后，在一个冰消雪化，百花含苞待放的春天里，又意外地见到她。这时的丁玲已经是一位进入迟暮之年的老太太了，满头白发，有些驼背，但精神却健旺，李老问候健康之后，说：“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她温和地、淡淡地回答说:“大家都受难，我们就更难免了。我老实，人家欺负我。多少年来，我成了箭靶子，不管批判谁，都得扯上我。初到北大荒，我们一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生活上也没什么负担，生产队、社员有困难，我们都尽力帮助，群众关系很好，生活得很愉快。文化大革命来了，刘少奇被打倒了，人家说我是刘少奇的人，大会小会肃我的流毒，还要‘批倒批臭’。因为群众关系好，批起来格外费劲，所以就特别吃了些苦头。” 李老这样评价丁玲：“在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中，宽厚、仁慈、坦白、率真，本是被称为‘伟大’的那种品格的组成部分。而丁玲突出地具备这些品格，所以，我以为她是伟大的。”首发于1983年第七期《边疆文艺》，并选自散文集《呵，东方美神》的这篇文章最后说：“二十多年来，命运又给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历史悄悄地把我推向了我所受教育的反面，许多曾经受到我真诚反对，无情嘲讽和厌弃的人和事，如今，我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捧在手中，抱在怀里，举上头顶。那敬仰的虔诚，甚至远远超过当年憎恶的严峻。”
李老的这种心境与情结，在《想起了巴金》一文中显得更为突出，他写道：“人活百岁，在当今世界并不稀罕。但是，巴金能活到百岁，对某些人都是绝妙的讽刺。”“在他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发表过千万字的作品，现已出版的就有《巴金全集》二十六卷，《巴金译文集》十卷。同时，他还创办刊物、出版社，兼做编辑，培养文学新人。解放后，他始终坚持不领取国家的分文薪金，却像老黄牛一样辛勤地耕耘劳作，还不避艰险地两次赴朝鲜战场，两次赴越南前线。”“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却不为某些权势者所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一直无休止的对他进行围剿，到了十年浩劫，更是抄家、监禁、劳改，动辄召开电视批斗大会，可谓过足了整人斗人其乐无穷的瘾。”“所幸的是，今天，那些东西们一个个全都溜溜地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而巴金却活着，这是天意，也是民心，而天意和民心是不可违的！”
李老与巴金的交往，也是在1960年夏天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一天，大会休息时，他去拜访这位在他心目中早已是最亲近的师友的人。他想象着，他的谈话一定像他的小说和文章那样娓娓动听，使一切困惑和疑问都迎刃而解。而实际上，巴金是一个极不擅长言辞、不善交际的人。而李老（屏锦）那时也极度腼腆，加上口吃得厉害，见了生人简直说不成话。二人一接触，便出现了很难为情的局面。无奈，李老只好望着他那诚挚、谦和而又多少带点歉意的表情，告别了他。回到学校，李老用化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到巴金下榻的西苑大旅社。信中诉说了他求学过程中的苦闷以及渴望自觉自愿读书的强烈要求。现在终于发现了最适合他要求和口味的食粮——《家》，并以书中的高觉慧作为自己的盟友和知音。从此，他一头扎进巴金的作品，成了“巴金迷”。
李老说，年轻人思想简单，做事喜欢一下子发挥到极致，碰壁后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最容易被人利用。当真正明白过来时，就已经是人过中年天过午了。后来人也照样如此。所以历史老人的脚步总是显得格外曲折迟缓。在1958年那场围剿巴金的风暴中，李老（屏锦）感到临深履薄了。内心十分压抑、痛苦和迷茫。开始，他诚惶诚恐却又极其虔诚地检讨自己，清理思想，“向党交心”；接着，又被有的刊物组织起来，写文章开展大批判。还向巴金呼唤：“你能告诉我，你是怎样毒害了我和别人吗？你能告诉我今后该怎么办？你能……”等等一系列难缠的问题。从此李老（屏锦）几乎本能的躲避着巴金的作品，并且痛下决心，从语言文字到思想，消除巴金的一切影响。然而，精神食粮并不像物质食粮那样，饿饭几天，胃袋便空空如也。即便不再读其书，巴金的影响依然不会“灰飞烟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师，他含着热泪销毁了曾经节衣缩食用血汗点滴积累起来的全部文学图书，其中包括着意搜求来的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名著。
李老（屏锦）在岌岌可危的困境中，却是更加怀念岌岌不可终日的巴金。一想到他自己当年竟是那样愚蠢地伤害过一位如此忠厚善良的老人，便感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他说：“巴老，对于一个单纯而粗暴虔诚而愚昧的青年人的错误行为，你能够原谅吗？”
请原谅我这样大段大段地抄录李老《陈年旧事》中的文字，因为它们太吸引人太感动人了。这些生动的文字是用真心实感、真情实意书写出来的，感人肺腑、给人警醒。不传播出去，不传承下去，就太可惜了！
下面的一段文字，同样出自李老的这本书。书中这样说，巴金复出后，他立即写信表示慰问，几年后又专门去拜访。巴金不健谈，谈话多属问答式，而且中肯简约。诚挚、坦言，似是与生俱来的本色。他喜欢讲真话，当然，真话未必也不必句句是真理。然而，把假话当真理，说假话成习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岂不是更加可悲吗？巴金老人不厌其烦的忏悔自己，针砭时弊，使某些人如芒在背，感到不舒服，但是，它不是比那种人为了眼下什么利益而错上加错，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强的多吗？正视现实，知错即改，是有勇气有力量的表现。巴金是一个勇敢的智者。对于自己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他未置一词。由此可见出他仁慈为怀的博大胸襟和海一样深的精神世界。
由此，我想起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一是自然人境界。即整天的柴米油盐，忙碌人生，盲目活着。二是功利境界。人干些什么，就想被别人知道，被社会认可。人温饱以后要富足，富足以后要权利，权利以后还要影响力。这种人想的都是他自己，做的一切都为自己。三是道德境界。在这一境界，人的心目中有社会整体，觉悟到道德意义，能自觉地为社会服务。他们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四是天地境界。这是人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这些人认识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一员，还是宇宙的一员。在我看来，巴金老人已达天地境界了，或至少是道德境界了。因为当李老（屏锦）重新提起那桩旧案，向他道歉时，老人只有一句“我记不得了。”这种无私无我的境界能有几人达到啊！
李老（屏锦）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对于历尽劫难有幸活下来的巴金，二十多年前一个年轻人的几句刺激话，又算得了什么呢？当时老人背患囊肿，刚做过手术，坐卧都有困难。临别时，老人坚持送到大门口，怎样辞谢都没有用，望着老人缓缓走回去的背影，真想大哭一场，多好的老头儿啊！欺负这样的老人，造孽呦！
李老（屏锦）写《怀念孙犁老人》一文，是基于以下理由：为公，孙犁是当代文学大师，是几代文学青年自在的导师。为私，他（屏锦）是老人几本书的编辑。更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初，孙犁老人曾在他的母校任教，与其许多师兄依例执弟子礼。他们长时间有亦师亦友的感情，不仅互诉衷肠，且彼此有私事相托，光写给他（屏锦）的亲笔书信就有二十多封。在李老（屏锦）眼里，孙犁没有骄人的学历，也没有渊远的家世背景，但就其气质及学问而论，他却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令众多学者教授难以望其项背。他一向回避媒体，不露声影，与那种千方百计在传媒上混个脸熟的轻飘飘明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趋时，不媚俗，远离尘嚣，不瞎折腾，不喜欢花里胡哨，不蝇营狗苟堆堆伙伙，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生洁身自好，即使在那天昏地暗，许多人“以革命的名义”卖友求荣以图自保的混账岁月里，他也没有贴出过一张揭发检举别人的大字报，他不欠任何人账。
在《怀念孙犁老人》中有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议论令人深思，他是这样说的：“误把流氓无产者的无赖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教育干部，致使今天的人们不知气节操守为何物，没骨气，没人格，以朝梁暮陈，卖身投靠为荣，政治运动如翻锅饼，你方唱罢我登场，回回都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而某些人却上蹿下跳，左右逢源，永远是红脸忠臣，正面人物。不妨设想，一旦有强敌入侵，又有谁能保证，这种人不会当汉奸？轻诺寡信，寡廉鲜耻，假文凭，假学历，假职称，假数字假账，假大空话，假冒伪劣产品，愚昧卑俗的精神文明，不读书没文化不会思考的知识分子，已为人们司空见惯。……这是当代中国的大经验，大教训。”真的是到了应该平静下来认真读书学习，冷静思考，上下求索的时候了。我们只有寄希望于这个传承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伟大的新时代了！
李老（屏锦）十分推崇孙犁先生读书交友的方向、方式和方法。孙犁老人一生淡泊名利，不邀宠，不请功，浑身的书卷气，他不听是非之言，讨厌是非之徒。因“社会日恶，人心日险”，故“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虽然这样说，孙犁老人为人处世却时刻“关心时事”，关心他人。与交友一样，他读书涉猎甚广而选择极严，决不通融。他“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他对时下文坛及出版界的“流氓浅薄下流之作甚多”深恶痛绝，认为这是社会风气堕落的必然结果。
李老（屏锦）在此文中还提到，孙犁的同乡好友，被他称作肇公的陈肇老人，生前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可谓高官了，他清正廉洁，宽厚仁慈，有长者之风。他在故宫的办公室，几平方米的斗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板椅，比今天单位的传达室都远不如。他寄信用的信封都是用旧信封翻作的。一生保持革命本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李老（屏锦）说，中国是素以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优良传统著称于世的礼仪之邦，但愿以后的人们，年老的和年少的，强势的和弱势的，做官的和为民的，少一些邪恶残忍冷漠寡情，多一些宽厚仁慈与人为善；少一些轻浮狂躁鸡鸣狗盗，多一些把人当人把己当人；少一些阴暗心理鼠肚鸡肠，多一些丈夫意气大国情怀。若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别人幸甚，自己幸甚！
与《陈年旧事》共同构成松柏堂文编的是下卷《东风吹梦到长安》，本卷书名取自李白的长诗《江夏赠韦南陵冰》，诗中有云：“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书中集中记载了李老（屏锦）与巴金、钱钟书、夏衍、丁玲、贾植芳、孙犁、梁斌、黄秋耘、唐达成、荒芜、叶至善（叶圣陶）、张兆和（沈从文）等文学艺术家因书而交往的情形，特别是将这些文化名人的书信手迹整理影印出来，与同道共赏，弥足珍贵。从中，我们读到了这些文学大家的高尚情怀，也读到了李老作为一位优秀编辑的职业素养。
关于编辑的职业素养，在其《遭遇编辑》一文的几个实例，描写得生动有趣：
我在一家大报发表文章，文中写道：“温柔敦厚是中国的诗教亦即国教，编辑却将“亦即”改为“以及”，这就使人不知所云了。
一家校报转载我的文章，凡属编辑看不顺眼的文辞，都被改得似是而非。我在文中如实记述当年工宣队头头的亮相情景：“我是大老粗，不会讲话，只能照本宣料。”不着一字，面目毕现。为免生误会，我特加括号注明：他似是材料车间支书。编辑却故作聪明地将“照本宣料”改为“照本宣科”，下文便越改越乏味了。
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北京一家所谓中央级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回忆孙犁先生》的文集，收入我写的《怀念孙犁老人》，原编者L君是严肃学人 ，为人谦和，学风严谨，慧眼识珠。岂料半路杀出个不知藏拙的后生，权威评论家称许有加的文章，在他眼里不如小学生作文，居然肆意篡改达四五十处！……比方说，他概念不清，把“厅堂”改为“房间”，把“不妨”改为“不防”，把“夫妻私房话”改为“私心话”。比方说，他分不清文言词语“谙”，“闇”的区别，我说“我本书香子弟，并不闇于友道，师道。”他却改“闇”为“谙”，那意思就完全相反了。……
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缺失，浮躁轻狂，不重操守，进退失据，已然使许多文化人成为公众诟病的对象。素质教育要从孩子抓起，救救孩子！
由是，我不得不说一说我们邢台学院的校训：“纯德实学”。为了能够记住这一内涵深邃内容丰厚且特别符合邢台学院这一百年传承百年历史百年文化的校训，我曾写诗云：“紫金山灵出五杰，本来纯德重实学，兰亭雅集今又在，书风南北有差别。”“大厚苍变紫金山，凝集书风一片天，欲问其中有何意，人生长短几重关。”这看着似乎是写南北书风的问题，实则是我对这一校训的理解与解释、传播与传颂。以期使人真正懂得育人是怎么一回事，教学是怎么一回事，立德树人又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一问题上，我又不得不钦佩我们邢台学院的院长王建勋教授的高超智慧与过人胆识。王院长宅心仁厚，道心光明，为人真诚，与人为善，做事稳安，作风朴实。在任十几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专心致力于“纯德实学”育人体系的建设，功勋卓著。记得那是2015年的年底，学院放假了，王院长召集学院几个中层干部，就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及2016年的工作计划进行研究讨论，征求意见。在“立德树人”方面，王院长倡议学校成立一个人文性的学生社团，以促进国学经典的学习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一个人文性的学生社团到底是什么样子，怎么组建，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别说在邢台学院，就是在全国范围的大学，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高校以往的学生社团基本上都是符合青年口味兴趣的文体类社团，热闹好玩，自发自由，自生自长。也许是被王院长的事业心，责任感所感染，当然也是由于此事与读书学习有关，而指导学生读书学习，为读者服务又是图书馆的天职本责。于是我就主动地说：“此事，各院系部各部门都太忙了，请让我们图书馆试试吧！”王院长环顾一周沉思片刻说：“与团委学生处一起做吧。”我想王院长是深知此事的不容易，真正做起来会是困难重重。
首先，关于社团的命名。我们是经过不短的时间酝酿而成的。在我提供的诸多备选名称中，王院长之所以选定“正心学社”，甚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正心”一词源于《大学》，与高校的立德树人工作完全一致；二是古人云：“政者，正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曾反复论证，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官（从政）。首在一个“正”字，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对为官者要求十分严格，正人先正己。只要从政者能够正心正己，那么大众百姓就会归于正道。这正与我们成立社团的初心一致；三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的人生格言。我们的图书馆也有“读书图心”的办馆理念。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离其“心”，凡事凡物都由其心，正所谓“心想事成”。这也与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理论与实践高度一致。
第二，关于社团的宗旨。我把它概括为：“读书图心，心正身修，修齐治平；致知力行，行道立德，德智体美。”这也是经过反复思考才从儒家道家思想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它几乎囊括了人生的全过程，基本概括了育人的真意义。
第三，关于社团的学习。我们制定了《邢台学院“读书图心”中华经典学习方案》（1.4万字），其中包括中华经典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措施方法、以及诵读、导读、书写与研讨“四位一体”的具体方案。要求学生从听、说、读、写等方面，读好书、听好课、写好字、作好文、做好人，为学习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依据。为此，我们陆续编写集注音、注释、译文、书法为一体的“中华经典学习课本”。为学生学习经典提供规范实用的文献文本。我们的学生每天清晨在图书馆正门诵读经典，诸如《弟子规》《孝经》《声律启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经典都能熟读成诵。对于经典的学习，我自己也下了一番功夫，不然，就无法胜任导读的工作任务。通过讲解《大学》和《道德经》，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华经典的博大精深，深深地体会了传统文化中的人生智慧。
第四，关于社团的组织。我们制定了《邢台学院正心学社章程》，包括社团的名称性质、宗旨精神、工作任务、机构设置、社员管理、组织制度、纪律检查、考核办法等内容。保证了社团各项学习活动的有序有效开展。
正心学社在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特别是在主管院长朱金亮教授的指导领导下，在主管学生工作的徐常委，团委学生处及各院系部领导的大力帮助下，图书馆各位辅导老师带领社员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开展了一系列经常性的读书学习文化活动、国学经典诵读书写比赛活动、中华经典学术讲座交流活动。我们走进孙家寨，亲自感受孝道村的新气象，亲身体会《孝经》的教育功能和文化意义：“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写成《人孝百愿成 家和万事兴》一文，专题传播传颂村支书付宏伟老师的无私无我的大爱精神和为公为民的公仆情怀。参加河北省儒学大会，充分展示了广大社员的国学功底和青春风采。
如今，正心学社初具规模初见成效，不断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热心帮助热情资助。李老（屏锦）本次的善行善举，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和最大帮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努力奋斗，把我们的读书学习、传承经典、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工作跟上新时代的有力步伐。
